银保监会再推12条对外开放新措施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正在上演“加速度”。银行业保险业将再迎12条对外开放新措施。 5月1日，银保监会官网发布消息称，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4月，银行业保险业发布实施15条对外开放措施，市场反应积极，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实施。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近期拟推出12条对外开放新措施。 5月2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进一步解读称，12条开放新措施旨在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和经营环境，激发外资参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活力。相信本轮对外开放新措施将显著提高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 银行股比限制再放松 人民币业务“内外一致” 在这12条新措施中，有6条关于银行，4条关于保险业，信托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各1条，继续聚焦包括股权、市场准入、业务经营、监管规则等方面的内外资一致性。 银行方面，一些新举措是对过去措施的进一步深化，预示着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将迈得更大。 比如，去年银保监会已宣布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自那以后，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入股大型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均无持股比例限制；而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入股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商业银行的，主要股东包括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一般不超过20%，对于部分高风险城市商业银行，可以适当放宽比例。 而此次将全面取消单家中资银行和单家外资银行入股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上限。肖远企表示，银保监会将进一步强化对商业银行股东的穿透式监管，从股东资质、资金来源、资本分红以及关联交易等多个维度，加强对商业银行股东的识别和审查，保障商业银行稳健运行。 再比如，本次提出，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允许外资银行开业时即可经营人民币业务。实际上，上一轮开放措施已经取消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等待期，允许其在申请开业的同时，同步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但仍保留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审批。 肖远企指出，此次将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包括对公和零售业务）审批，允许其开业时即可同步开展本外币业务（包括外资法人银行可直接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这将为在华新设的外资银行展业提供便利，使条件成熟、准备充分的外资银行一开业即可全面提供本外币服务。 此外，对资产规模等机构准入的数量型要求的取消，透露出监管层吸引外资机构的倾向：不是以大为美，而是更看重其经营稳健和特色专长。 肖远企表示，本次取消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外资法人银行和设立分行的总资产要求，旨在吸引更多经营稳健、具有自身特色的外国银行来华经营，提升我国银行机构多元化程度。他强调，取消资产规模限制将为规模较小但具有特色和专长的外国银行来华设立机构提供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监管标准降低，而是更加注重外国银行的业务经营能力、质量和效益。 外资保险公司境外股东范围拓宽 保险业方面的4项新举措，是自去年推出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放宽至51%、放开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一致）等之后，保险业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其中，对于“允许境外金融机构入股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这一项，肖远企解读称，此前，外资保险公司境外股东应为保险公司。放开后，允许符合条件的非保险金融机构持股外资保险公司，可以丰富外资保险公司的股东类型和资金来源。入股后，外资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仍应为保险公司，保证其专业经验优势。 此外，对于“取消外国保险经纪公司在华经营保险经纪业务需满足30年经营年限、总资产不少于2亿美元的要求”，肖远企表示，将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后发优势显著的优质外资保险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我国加深与国际先进同行的交流合作。 去年11月，银保监会批准德国安联集团筹建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这也是中国首家新设立的外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注册在上海。 而这次明确允许境内外资保险集团公司参照中资保险集团公司资质要求发起设立保险类机构，则是进一步明确了诸如安联（中国）等境内外资保险集团的未来发展架构，享受和中资保险集团公司一样的待遇。此举将吸引更多的外资保险集团在华设立控股牌照，有利于提升外资保险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及财务灵活性，帮助他们在中国市场抓住商业机会，推动长期发展。 将适时启动新一轮修法工作推动措施落地 郭树清指出，金融管理部门坚持内外一致，对境内外各主体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在同一规则下开展合作与竞争，形成“多赢”格局。他进一步指出，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构建公平一致的市场环境，将更加有利于银行保险机构充分竞争，优化股权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形成合理多样的市场体系。 据肖远企透露，上一轮开放措施涉及法规修订的，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抓紧按程序推进。《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两个条例的细则已经修改完成，拟于近期发布施行。本轮开放措施发布后，银保监会将适时启动新一轮修法工作，推动措施落地。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郭树清表示，金融管理部门将加快法规修订和配套制度建设，推动上述开放措施落地实施，同时加强动态评估，提升审慎监管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促进银行业保险业健康发展，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确保新时代金融业改革开放行稳致远。 上交所问询“量身定制” 又有9家受理企业交出答卷 5日晚间，上交所披露了中微公司等9家科创板受理企业的问询函及公司的回复。9家企业合计被问询了428个问题，平均每家公司约47.5个问题，与此前几轮保持一致。 虽然仍然是围绕股权结构等模块进行问询，但上交所做到了细节之处见真章。纵览问询及回复，上交所在全面问询之下，也做到了针对具体公司“对症下药”，并针对“宣传式”信披进行了重点问询。此外，本轮问询中，科前生物被问了66个问题，是截至目前已披露问询函及回复中，被问得最多的公司。 “量身定制”问题全面之下有重点 这9家回复问询函的公司分别是苑东生物、天准科技、华特股份、鸿泉物联、瀚川智能、海天瑞声、中微公司、科前生物及南微医学。 大体而言，上交所问询仍是围绕股权结构、董监高情况、员工持股、发行人核心技术、发行人业务、公司治理与独立性、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等几个方面展开。 但细节之处见真章，上交所本轮问询也针对公司个性，为公司“量身定制”问询问题，突出了问询重点。 比如，针对中微公司这样一家典型的“全员持股”公司，上交所就着重要求公司补充披露关于全员持股的相关制度安排；员工参与持股的具体条件及标准，新进员工参与持股的标准及差异；离职员工所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及执行情况等。根据披露，中微公司设立了南昌智微等6个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持股比例为16.67%。 股权稳定性是上交所关注的重点。对于中微公司、南微医学的“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上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公司历史上主要股东在经营决策、董事或高管提名等重大事项方面的决策情况，说明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认定是否保持一致等。 对此，中微公司回复称，董事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形成决议至少需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过半数的同意。最近2年，公司不存在对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实际控制人。 而对于苑东生物，上交所则重点关注了公司的核心技术，要求公司充分披露公司现有核心技术中能够衡量公司核心竞争力或技术实力的关键指标、具体表征及与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等；进一步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披露晶型研究、缓控释技术的情况等。 即便细微的异常，上交所也敏锐地关注到。比如，对于海天瑞声，上交所就关注到股东以非专利技术出资后又以货币资金置换变更的问题，要求公司对用于增资的非专利技术是否是属于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使用的、作价400万元的依据等五大方面做出说明。 海天瑞声招股书申报稿显示，2014年3月，股东贺琳、蔡惠智以非专利技术“基于互联网的数据处理平台技术”增加注册资本后，蔡惠智将相关出资转让给唐涤飞，2015年4月，贺琳、唐涤飞分别新增投入货币出资320万元、80万元对上述非专利技术出资400万元的出资方式进行了变更。 剑指“宣传式”信披 科前生物66问创纪录 “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要按照要求予以针对性回复……”此前，上交所就科创板首轮问询及回复情况答记者问时，对科创板受理公司的问询回复提出三点要求，首要的就是“针对性回复”，要求公司查漏补缺、删除宣传用语。 上证报记者注意到，上交所在本轮问询中即剑指“宣传式”信披，要求公司使用投资者易于理解的语言进行披露。 比如，针对鸿泉物联“以降低交通运输的代价为企业使命，致力于利用人在回路的智能增强驾驶技术……”的表述，上交所就要求公司使用浅白易懂的语言补充披露公司主要产品“智能增强驾驶系统”等与募投项目产品“行驶记录仪”在软、硬件方面如何匹配，数据采集、分析及反馈等环节如何逐步提升产品价值；要求公司结合产品客户、毛利率等定量分析并披露公司的行业地位、产品定位，并注明数据来源；补充披露商用车安装公司产品是否属于国家强制要求等。 针对海天瑞声所言的“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数据资源服务商……”，上交所要求公司披露我国智能语音产业中市场份额前十名的企业名称、主营业务，是否为公司的竞争对手，并进一步结合该等企业的经营情况、市场地位、技术实力和关键业务指标等，分析公司的竞争优势和劣势以及市场地位等；说明公司在人工智能产业链所处的具体位置、所在细分行业的技术壁垒和专业门槛等。 而在对瀚川智能的问询中，上交所在第17个问题中直言：请发行人避免在招股说明书“前五大客户情况”以外部分过分强调客户知名度。上交所也要求苑东生物使用易于投资者理解的语言及数据充分分析其核心技术的先进性及在境内与境外发展水平中所处的位置等等。 此外，科前生物被问了66个问题，是截至目前已披露问询函及回复中，被问得最多的公司。 并购重组委换届拟任委员名单公示 证监会5月5日公示第七届并购重组委委员拟任人选。这意味着，继去年10月25日证监会公示第七届重组委候选人后，经筛选、面试、考察，并购重组委换届工作终于进入尾声，最终人选即将敲定。 上证报记者注意到，进入第七届并购重组委拟任名单的公示人选有20人，其中，来自证监会系统的拟任委员共有11名，占比55%。公示人选的具体构成是：证监会机关拟任委员3名、证监局3名、证券交易所5名（上交所3名、深交所2名）；在证监会系统外，来自国家部委、高等院校、券商、创投基金、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律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单位的拟任人选各有1名。 在年龄结构上，20位拟任委员中有4位为80后，目前不到40岁，呈现年轻化特征。他们分别是：证监会法律部诉讼复议处处长孙磊，生于1981年9月；深圳证监局公司监管一处副处长訾磊，生于1981年12月；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资深经理常乐，生于1981年6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合伙人丁明明，生于1980年8月。这也是并购重组委首次迎来80后委员。 其他委员名单为：来自证监会机关的杨光（并购重组委主任委员、正司局级）、夏文贤（会计部）；来自证监局的是尹文泽（上海）、徐萍（江苏）；来自交易所的是上交所的陈长松、周长青，来自深交所的邓志钦、蒋学跃；来自国家部委的是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巡视员梅建平；来自高校的是浙江大学的金雪军。 此外，来自市场机构和中介机构的拟任委员由于各仅有1名，在候选人中是三选一入围，竞争激烈，受到市场高度关注。其中，来自券商的是中信建投证券的董事总经理相晖；来自创投的是北京信中利投资董事长汪超涌；来自私募的是弘毅投资董事总经理陈帅；来自公募的是招商基金副总经理沙骎；来自会计师事务所的是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童益恭；来自资产评估机构的是中联资产高级副总裁唐章奇。 在本次换届前，证监会曾于2018年7月份发布修改后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工作规程》（简称《并购重组委工作规程》），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规程用多种方式优化了选聘机制、用制度规则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亲属回避制度更加完善，目的就在于防范廉政风险、促进廉洁审核。 具体来说，《并购重组委工作规程》修改的重点有：设立并购重组委遴选委员会与发行与并购重组审核监察委员会，对并购重组委审核工作进行独立监察；适度扩大委员会规模，委员总人数由35名增加至40名，内部委员不超过11名；将委员每届任期2年改为每届任期1年，连续任期最长不超过2届；提高选聘委员的标准，在原有廉政要求、专业素质、遵纪守法等资格条件的基础上，要求委员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委员所在工作单位如持有与并购重组申请事项相关的公司证券或股份，委员本人均严格回避。本次修改，将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在规则层面加以固化。同时，将委员的亲属范围扩大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的配偶。此外，并购重组委委员因违法违规被解聘的，取消其所在工作单位5年内再次推荐并购重组委委员的资格，并购重组委委员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通报其所在工作单位，由其所在工作单位作出相应处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