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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9日周二人民日报及四大证券报头版内容精华摘要

2019-4-9 09:20| 发布者: adminpxl| 查看: 13168| 评论: 0

摘要: 【人民日报】  部分地区和部门落实降费减负政策不到位  审计署日前发布2018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此次审计重点抽查了有关地区和部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 ...


2019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下达 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

    近日,为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推进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支持特色小镇有序发展,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国家发改委印发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的通知。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长期而言,鉴于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新型城镇化能够为将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短期来看,着力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强化城市补短板项目,如城市地下管网改造、综合交通网络建设、棚户区和危房改造等,不仅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加快基建投资增速、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有效举措。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型城镇化将告别长期以来以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财政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对于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在健全城市投融资机制方面,《任务》指出,在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前提下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结合各自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适度扩大信贷投放,引导保险资金发挥长期投资优势,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进行项目融资,积极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

    黄志龙表示,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其中有一项国家开发银行再贷款——补充抵押贷款(PSL),过去几年,央行通过向开发银行提供PSL资金,然后开发银行向地方政府的货币化棚改提供贷款支持。未来,在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央行同样可以通过PSL的方式,助力地方政府进行城镇化建设。当然,所有这些贷款支持都需要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资金。在扩大信贷的同时,还需要重点关注各地方政府或经营实体的负债水平,从多维角度评价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同时,更需要关注贷款投向的项目能否实现稳定的现金流,只有具备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贷款项目才具有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王青表示,在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监管层可以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再贴现、TMLF(定向中期贷款便利)以及PSL(抵押补充贷款)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以及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等手段,引导各类资金有序对接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在扩大信贷投放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监管层要避免使用下指标、派任务的办法,更多运用TMLF、定向降准等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提供正向激励。同时,监管层扩大信贷投放的逆周期调节力度要与经济运行态势相匹配,避免出现大水漫灌局面。最后,在具体的信贷投放过程中,监管层应鼓励银行合理把握收益与风险平衡,最大程度避免地方政府在具体项目上的行政性干预。

减税降费措施有步骤有节奏 进一步巩固积极财政成果

    继4月1日启动增值税税率不同程度调降,为企业大幅度减负之后,不同领域的降费红包雨也将如期而至。

    在去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基础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并提出全年减税降费规模2.2万亿元的目标。根据测算,本月开始的增值税税率调减措施对制造业减税规模在3632亿元,而根据制造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例,估测全部工业减税规模可能是4185亿元左右。这些针对实体经济的措施通过税负抵扣增加企业产出和利润,可以有力促进投资和生产的再循环。

    持续实施减税降费措施的政策效果已经可以从经济数据上得到验证。国家统计局3月31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官方制造业PMI从2月份的49.2%升至50.5%,创6个月新高。尤其是,3月份,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升至六个月高点。其中,生产指数为52.7%,高于上月3.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6%,高于上月1.0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扩张加快。这表明市场需求和生产能力两者形成良性互动,显示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可持续性。

    另一组数据则反映出减税降费政策的更大威力。3月份,亚洲制造业PMI为50.5%,环比回升0.7个百分点,结束了此前连续6个月回落的走势。同期的全球制造业PMI为51.7%,较上月小幅上升0.2个百分点。这被业界认为,中国减税降费措施效果的持续释放通过外溢效应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出明显作用。

    也正是有这一宏观背景支持,有针对性地减税降费等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落地和显效,配合国内货币政策稳健宽松,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市场预期稳定向好。同时,微观层面看,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合力作用下,市场需求释放,采购趋于活跃,原材料和产成品价格上升,企业家信心提升,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升温,企业生产转向扩张。伴随宏观经济基本面转暖,经济新动能继续稳中有进迸发,经济运行基础改善的确认,A股市场预期明显回暖,今年以来摆脱羁绊,百余只个股股价翻倍,近百只个股创历史新高,整体走势牛冠全球。

    当然,这其中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监管上减少行政干预,松绑并购重组释放活力,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资本市场定位……进一步提升A股市场吸引力,放大外资流入规模,为A股市场回暖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明确写到: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这次减税,着眼“放水养鱼”、增强发展后劲并考虑财政可持续,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

    因此,从更高的层面看,减税降费不是简单的数字的突破,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除了4月1日开启的增值税税率调整,还有5月1日将实施的社保费率下降,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以及7月1日起减免各领域行政收费等,各层面为实体企业减负措施有步骤,有节奏地落地,将进一步巩固积极财政政策成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银监系统开出548张“2019款”罚单 多家银行被曝涉房信贷违规

    你走过最长的路,可能就是商业银行的违规套路。不过,监管部门已经通过强监管提醒——“道路千万条,合规第一条。批贷不规范,银行两行泪”。

    据《证券日报》记者独家统计,今年以来(截至4月7日),银保监会以及地方银监局(含分局)针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违规行为,已经开具并披露了548张罚单(含处罚告知书)。其中,地方银监局开具222张,银监分局开具326张。鉴于罚单披露必然的“滞后性”,按已经公布的罚单数额估算,可能有近百张罚单“在途”。

    某上市银行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商业银行的业务同质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内控的操作节点也很相似,因此违规手法确实有套路可循。此外,尽管近年来商业银行对于基层员工行为准则的规范越来越严谨,甚至也结合了科技手段,但实践中还是难以完全把控。尤其是利益驱动型的违规行为,其造假链条较为完备,商业银行对其防范的任务确实比较重。”

    操作手法套路深

    多家机构涉房信贷违规

    由于不同区域监管机构对于行政处罚案由披露的详细程度不尽相同,因此,乍看之下,罚单涉及的违规手法也可谓是五花八门。

    不过,如果抛开披露口径的细微差别,商业银行的违规套路也不外乎信贷业务违规、票据违规、违反审慎经营违规销售、违规流入股市、资金被挪用、违规收费存贷挂钩、违反国家宏观调控、违规保管、信披违规等几个大的类型,可谓全是套路。

    其中,信贷业务违规所受处罚的数量最多,该种行为也包括部分罚单中的以贷转存等方式虚增存款、违规授信、贷款五级分类违规等案由。而涉房贷款、理财业务、同业业务、消费贷等则是去年以来银行业严监管的重点,商业银行因为在上述领域违规吃到的罚单显然也不在少数。

    例如,东北地区某城商行的北京丰台支行因为“贷款转存定期存款并续作存单质押贷款、理财资金对接四证不全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受到处罚;某外资行上海分行因“在发放部分住房按揭贷款时,违反贷款利率规定”受到处罚;某上市城商行的杨浦支行因“在发放某消费贷款时,未采取有效方式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受到处罚,且该银行的静安支行也因为“在发放某消费贷款时未按规定进行贷款支付管理,未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贷款资金使用”吃到罚单。

    值得一提的是,《证券日报》记者观察各地“1号罚单”公示的信息发现,其整治的主要也是上述楼市信贷路径依赖、乱收费、贷款挪用等违规行为。

    除了商业银行外,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存在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领域的情况。例如,某资产管理公司的贵州省分公司存在以重组问题企业的名义,违规向“四证”不全的商业性地产项目提供融资的行为,并因此受到行政处罚。

    罚单区域分布不均

    广东省“出手最重”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今年以来,有33个地方银监局(含分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其中,开具罚单最多的是广东省,广东省监管部门合计开出73张罚单;大连市排名第二位,开出46张罚单;河南省监管部门开具的罚单数量排名第三位,为34张。此外,湖南省、陕西省监管部门开出的处罚数量均超过了30张。

    对比去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罚单数量前几名地区排名的变化较大。去年一季度,陕西、河南和四川区域的罚单数量较多,广东省则并未上榜“前三名”。

    当然,上述今年罚单数据的统计时间节点均是以行政处罚作出的时间为标准,并不代表违规行为发生在今年。从部分明确了违规行为发生时间的罚单内容来看,有的罚单虽然是今年开具的,但相关的调查或检查工作应该是之前就已经进行;另一种情况是多年前的违法违规行为由于某种原因,在今年被查实并处理完毕。因此,罚单数量并不能简单地与限定时间内违规行为高发直接画等号。

    不过,确实有部分违规行为具有地域集中度高的特征。例如,票据违规中比较常见的“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等违规行为,多发生在华东、华南等经济发达、外贸交易多的区域;而“存款变保单”等违规行为多发生在三线、四线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

    此外,由于罚单披露必然的延时性,目前披露出来的548张罚单肯定低于实际的行政处罚数量。考虑到“在途罚单”(此处指监管部门已经做出但尚未披露),今年以来的月均罚单应超过200张,处罚力度与去年相比应该基本持平。

13家车企总负债达8556亿元 金杯汽车负债率超80%

    2018年,我国汽车工业总体运行平稳,受多方因素影响产销量同比下降,分别完成2780.9万辆和2808.1万辆。与此同时,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幅回落,各大上市车企市场表现和业绩显著分化,而做为衡量企业经营活动能力的重要财务指标之一,各车企的资产负债额也大幅看涨。

    据《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iF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7日,已公布年报的13家上市车企负债合计高达8656.12亿元,同比增长11%;平均负债率为66.15%。其中,有8家车企的资产负债率超过60%,且金龙汽车、金杯汽车、一汽夏利的资产负债率更是攀升至80%以上,分别达到81%、85%和97%。

    有汽车行业证券分析师对记者表示,近几年国内各家车企业务规模翻升,导致负债绝对数增长比较快。“现代车企经营的本质是资本经营,适度负债是经营财务管理需要。”但负债经营必须与企业资本经营需要与资金周转速度相适应。既要注意负债总量与自有资本之间的比例适度,又要重视资金营运结构与负债结构之间的配比关系。

    13家车企累计负债8656亿元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数据统计,截至4月7日,已发布2018年年报的13家上市车企负债高达8656.12亿元,平均负债率为66.15%。

    具体来看,上汽集团、比亚迪和长城汽车的资产负债总额最高,分别为4980亿元、1339亿元和591亿元,上述三家车企资产负债率为64%、69%和53%;资产负债率方面,排名最高的三家车企为一汽夏利、金杯客车和金龙汽车,分别为97%、85%和81%。

    事实上,2018年一汽夏利负债总额达43.94亿元,尽管通过转卖一汽丰田15%股权获得大规模现金流,实现净利润3731万元。但97%的资产负债率不仅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时也创下了公司负债率的次新高。

    有会计师对记者表示,资产负债率的高与低,并没有硬性指标,尤其整车制造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资产负债率的高低以及是否合理,要看该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和国际化程度等各种综合因素。但如果持续超过80%甚至更高,说明企业的经营面临较大风险,因为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资产,大部分资产是靠债务形成的。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车企不断的举债行为,似乎并没有相应提高公司在去年车市中的盈利状况。如上汽集团2018年负债额同比增长10.33%,净利润仅微增4.65%;比亚迪、金龙汽车负债额同比增长13.32%和5.35%,净利润却分别下挫31.63%和66.82%。

    相较之下,中国重汽去年通过建立预算管理和考核体系,大幅度降低三项费用:报告期内,通过26%的负债降幅换来了近1%的利润提升。而长城汽车同样花钱有道,在精细化管理方面颇具成效。2018年,公司负债额投入同比削减3.7个百分点,全年实现净利润52.48亿元,实现了同比增长4.05%。

    对此,上述会计师表示,公司负债行为更多关乎现金流情况,如果是长期借款,有可能是项目贷款,由整个项目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所以,公司负债额与合并报表净利润并非绝对地正负相关关系。

    另据数据显示,有6家车企2018年的负债规模高于2017年的负债规模,占比近五成。同时,资产负债率超过60%的车企还有小康股份、中国重汽、比亚迪、上汽集团和东风汽车。

    对于车企普遍存在的高负债,有汽车行业证券分析师指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良劣应两方面衡量,即横向看同行,纵向比自己。如负债比例过低,不利于企业开拓和发展资本经营,提高企业效益;反之则会制约企业效益,影响财务信誉,最终造成股东权益和资本增值率的降低。

    上汽集团单家负债占行业58%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上汽集团负债总额同比增长10%至4980亿元,这意味着仅其一家公司的负债额就达到13家公司负债总和的58%。

    《证券日报》记者翻阅上汽集团2018年年报发现,令公司负债额高企的5个项目分别是应付账款1252.65亿元;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718.89亿元;其他应付款659.41亿元;流动负债预收款项153.55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46.14亿元。

    对此,有证券部门人士向记者解释称,结合利润表以及现金流量表来看,上汽集团2018年营业收入9021.94亿元,同比增长3.62%;净利润增长4.65%,可初步判断上汽集团增加的资产利用效率较高,资产增加较为合理。公司负债不断推高应与近年大规模扩张有关,总体来看公司的偿债能力风险不高,但仍需谨防财务风险。

    记者注意到,上汽集团于2010年资产负债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470.94亿元。此后呈加速增长态势,2015年负债总额增至3007.13亿元,2017年更是冲破4500亿元大关。

    对于上汽集团资产负债的高增长,有业内人士表示,快速扩张是企业负债高的重要推手,上汽集团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债务的助力。从股东的立场看,在全部资本利润率高于借款利息率时,负债比例越大越好;而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公司应该在充分利用借入资金给企业带来好处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财务风险。

    在上述人士看来,现代车企经营的本质是资本经营,包括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即实收资本和通过举债形成债务资本。“适度负债是经营财务管理需要。而如何在负债经营的同时,优化资本结构、降低筹资成本、提高资金营运效能,已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中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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