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20131家 7月11日，商务部召开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会上表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稳步增长。1月份-6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31家，实际使用外资478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折合70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6月份当月实际使用外资109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5%（折合161.3亿美元，同比增长3%）。 对此，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日渐增大、投资增长面临不确定性上升的大背景下，能够达成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再度证明我国依然是外资无比青睐的热土。 高峰介绍，上半年全国吸收外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外商投资加快向高技术产业聚集，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4.3%，占比达28.8%。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02.8亿元，同比增长13.4%。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875.6亿元，同比增长71.1%。二是西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实现高速增长，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49.6亿元，同比增长21.2%。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1%，占比为14.5%。三是主要投资来源地投资基本保持稳定。主要投资来源地中，香港、澳门、韩国、新加坡、日本、德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4.8%、10.8%、63.8%、10.5%、13.1%和81.3%；欧盟、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2.5%、7.2%和8.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付一夫表示，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我国振兴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同时也与高技术产业自身的比较优势有关；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高速增长，反映出西部地区近些年来在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以及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效，这也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巨大空间；自贸区吸收外资的高速增长，充分证明其在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同样证明国家赋予自贸区的各项改革任务均已较好地完成。 高峰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利用外资工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举措。比如，颁布了《外商投资法》，正在积极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同时，在不同层面召开外资企业座谈会，听取外资企业的意见，积极采纳合理化建议，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这充分证明中国政府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将进一步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营造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科创板发行遇“市盈率陷阱” 请让市场的归市场 市场化发行的科创板进入开市读秒，首批挂牌公司的发行忙碌而有序。随着更多的发行细节被主动披露，一部分关注点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转向具体的企业发行数据。此时，对于科创板新股发行“三高”的“惯性忧虑”再次成为了非主流但很典型的声音。 单纯从数据来看，对科创板企业“三高”的判断似乎有些道理：科创板25家公司的发行市盈率最低为18.18倍，最高为170.75倍；总体募资金额为370.17亿元，比原先预期募集资金总和多了59.28亿元。 但是笔者认为，“三高”对于科创板而言，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甚至暗含认知陷阱。 首先，科创板的发行定价遵循的是市场化原则，是机构投资者在网下报价时基于自身对投资标的的价值判断而做出的选择，而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经过了高价剔除、以及发行价不高于长期资金报价均值的对比过程，充分尊重了市场的意愿。 换句话说，所谓的“三高”是机构投资者充分多数的选择自然触发的，发行人进行了被动的区间选择，且由于询价机构达2000多家，发行人和保荐人很难对此进行操纵。 而且，科创板本就是新生事物，“生而不同”，并不适合与A股市场曾经出现的问题做简单类比，因为其发行制度基础、企业上市标准、企业成长特性与传统的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都存在较大差异，“三高”背后的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更，套用其他三大板块概念是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 其次，上述“三高”质疑掉入了“市盈率陷阱”。市盈率虽然是资本市场比较普遍适用的指标，但它依旧不是万能的，也有其适用范围——适用于成熟期、业绩比较稳定的股票。对于高成长或尚未盈利的科创企业而言，市盈率指标很可能会失效。如同银行股更适合以市净率指标来评价一样，科创企业或许更适合以市销率乃至“含科率”等个性化的指标来评价。事实上，科创板仅上市标准就设定了五套，充分显示了其包容性和差异化。 而部分分析人士掉入“市盈率陷阱”，恰恰说明了其对于科创板的解读尚未跳出传统认知，存在局限性；如果其是科创板潜在投资者，则可能需要提高自己的适当性以更好地适应科创板市场和创新性规则。 其三，对于科创板所谓“三高”的质疑，选择性忽视了监管的前瞻性制度设计——市盈率不是科创板的“官方评价标准”。 根据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申购前，披露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等中长线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等信息。发行价格超过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不适用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的相关规定。 也就是说，在科创板制度公布之初，上交所已经打破了市盈率与风险的“认知绑定”，希望尊重和发挥市场的力量。 笔者认为，从科创板的制度建设、发行承销的过程可以看到监管层的苦心、科创企业的决心、中长线机构资金的信心。 归根到底，对于市场化发行的科创板，还是应该“让凯撒的归凯撒，让市场的归市场”！ 牵扯多家公司的“罗静门”何时可解？ 受公司实控人罗静被刑拘事件影响，近日，港股公司承兴国际控股（以下简称“承兴国际”）和A股公司博信股份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随着承兴国际股价的持续走低，包括诺亚财富、云南信托、陕国投等多家踩雷者浮出水面，甚至波及到了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 那么，围绕罗静本人并牵连多家公司和机构的迷局，何时可解？ 承兴国际引爆“连环雷” 诺亚财富股价大跌 7月8日晚间，美股上市公司诺亚财富发布公告称，旗下歌斐资产管理的一只私募基金出现问题，不得不采取延期措施，涉及金额达34亿元。主要原因是，这只基金的融资方承兴国际的实控人兼董事长罗静因涉嫌金融诈骗已被公安机关拘留。 受此影响，诺亚财富股价应声下跌，在当日美股开盘后，单日跌幅高达20.43%，市值缩水约5.5亿美元。 同日，歌斐资产发表声明称，作为基金管理人，已经采取各项法律措施，并切实履行管理人职责，依法全力保障基金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对相关方依法采取法律措施，并已向监管机关进行报备。 对于索赔问题，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杨兆全律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承兴国际的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诺亚财富作为投资人不能进行民事索赔。诺亚财富要等待刑事案件处理结果，如果交易被法院认定为诈骗，则法院会判令责任人赔偿投资人（受害人）的损失。 “目前披露的信息还不够明确，具体罪名不好判断。”杨兆全表示，如果罗静以虚假的订单或者债权确认单为幌子，诱使投资人对公司进行投资，那么罗静会构成合同诈骗罪。 此外，爆雷事件的源头——承兴国际的股价也在7月8日大跌80.39%，市值蒸发38亿港元，并在此后几天持续下跌沦为“仙股”。北京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石玉成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证监会及公安机关还没有公布有关承兴国际事件的调查结论，尚不能确定整个事件属于实际控制人个人违法，还是公司同时涉嫌违法。 “金融诈骗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主要区别于普通的诈骗罪。最终还要具体看侦查机关以涉嫌哪一种诈骗犯罪立案追究，以及看法院最终判定构成何种诈骗犯罪。”石玉成对记者进一步表示，一旦调查结论公布，投资者可以通过法院诉讼途径维权。 实控人与财务总监被抓 博信股份股价上演地天板 值得注意的是，实控人同为罗静的另一家公司——博信股份，在发布公司实控人和财务总监分别于6月20日、6月25日被刑事拘留的公告后，股价在7月8日上演了地天板：上午收盘还处在跌停位置，下午开盘几分钟后却一路走高，并在巨量资金的带动下最终封于涨停板，振幅达20.03%。 从上交所公布的数据来看，当天博信股份买一和卖一均为申万宏源温州车站大道证券营业部席位。有分析人士认为，很可能是温州资金在“自救”。 资料显示，罗静通过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博信股份28.39%的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据相关机构统计，罗静成为博信股份实控人后，借给或承诺借给博信股份的资金高达7亿元。 事实上，早在今年5月12日，上交所曾对博信股份下发问询函，质问其与吉盛源、天顺久恒、航思科技等3家位于天津市的交易对象是否存在潜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利益安排，但截至目前，博信股份仍未回复问询。 对于市场普遍关注的从实控人被拘留到发布公告的时间跨度问题，杨兆全表示，根据信息披露规则，对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上市公司应该及时公告。基于罗静的身份，公司在得知罗静被抓后，应该在两个交易日内公告。否则，就涉嫌信息披露违规。 巨额业务合同系伪造？ 京东、诺亚各执一词 承兴国际爆雷事件发生后，诺亚财富在公告中提到，针对此事已经报案，并将对承兴和京东发起诉讼。 据了解，诺亚财富旗下歌斐资产发行的“创世核心企业集定私募基金”期限为13个月，预期收益7.7%，资金的投资标的为向承兴国际相关方就其与京东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提供供应链融资。 随后，京东在7月9日对业务合同一事做出回应，表示该事与自己无关，承兴国际涉嫌伪造和京东的业务合同对外诈骗。 此外，京东方面进一步表示，歌斐资产在被诈骗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和京东进行合同真实性的验证，暴露了其在合规和风险管控上存在重大缺陷。目前，双方争论的焦点仍集中在承兴国际与京东供应合同的真实性上。 杨兆全表示，对重大交易事项，双方应尽到审慎调查的责任。对于重大合同，可以到交易另一方单位进行现场核实，并取得确认函，以确保文件真实无误。 “目前已经有公司对京东和承兴国际提起诉讼。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京东与承兴国际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业务往来；二是京东在与承兴国际的合作过程中，对承兴国际涉嫌违规甚至违法行为是否明知。”石玉成表示，如果京东与承兴国际涉嫌串通、虚构或者伪造交易事实，京东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