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将研究出台科创板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政策措施 “结合科创板推进情况，近期将研究出台科创板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政策措施，明确业绩考核等支持政策。”5月16日，在国资委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透露称。 当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完善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的重要性得以进一步凸显。翁杰明认为，这不仅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深化国企改革的迫切任务。 从近两年的政策出台情况看，央企的激励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如实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开展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以及推动中央企业持续深化内部三项制度改革。 其中，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面，目前共有45家中央企业控股的92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占中央企业控股境内外上市公司的22.8%，主要分布在通信与信息技术、科研设计、医药、机械、军工、能源等行业领域。 翁杰明介绍，从有效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看，实践效果良好，绝大部分公司经营业绩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净资产收益率得到提高，其财务指标表现优于同行业整体均值。据统计，实施股权激励1年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市值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6.7%、14.6%、7.0%，明显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整体水平。 以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建集团”）为例，为了进一步激发核心骨干创效潜能、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建集团以中建股份上市股票为标的，实施了为期十年的中长期激励计划。 “股权激励能更好地将股东利益、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统一起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事业共同体。”中建集团董事、党组副书记郑学选介绍称，2018年公司总资产18618亿元、股东权益4293亿元、营业收入11993亿元、利润总额718亿元，上述指标均较股权激励实施前翻了一番。 在翁杰明看来，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增量工资激励不足的问题，提升了激励对象的收入水平，通过调整激励对象的薪酬结构，合理拉开薪酬差距，向核心骨干倾斜，对吸引和保留核心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整体上看，虽然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完善激励、增强活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中央企业在股权激励方面的进度依然参差不齐，部分企业还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对此，翁杰明指出，今年将继续推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以及科技型企业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力争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数量比去年新增数再增加50%，约30家。同时，对于那些尚未尝试实施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的中央企业来说，如果具备相应条件，务必要在2019年有所“破冰”，在集团范围内选择一家到两家进行试点。 北京海淀购房需求外溢京西板块 “500万元购房者”从二手房转向新房 在海淀住了7年的李芸（化名），终于攒够了首付钱，今年买了房。 李芸是一位80后，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创始人，赶上了互联网付费听书听课的风口，前两年赚了不少钱，但没熬过低谷期，创业失败合作伙伴散伙后，李芸用分来的钱在石景山买了房。 “因为海淀区几乎没有新房供应，最初看房时看了不少二手房，但都太贵了，动辄7万元—10万元/平方米，最后只能放弃了。后来又往石景山和丰台区域看新房，毕竟都在北京西或者西南片区，是相对熟悉的居住环境，但总价和面积符合我预期的选择其实不太多，最后买在了西五环外五里坨区域。”李芸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总价不到500万元是我能接受的价格，另外我喜欢山，以前写作之余也会去爬山，所以选在了这里。” 无独有偶，近期，在《证券日报》记者踩盘过程中也发现，北京海淀区、西城区等新房供应较少区域的客群购房需求正在外溢，且多倾向于西部和西南部片区的限竞房或改善型住宅，甚至延伸到青龙湖板块，这些客群多是刚需、首次改善和再次改善型客群。 “海淀和西城区域缺新房，二手房又普遍在8万元—10万元/平方米之间，有升级居住需求的客群一般会向京西板块倾斜。”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今年的新房市场将整体向好。 海淀购房需求外溢 据统计，自2018年6月开始，至今北京限竞房入市项目已达到49个，合计73期，供应住宅套数达到了33427套。事实上，当下的北京楼市，可以说是北京进入“政策性住房时代”一周年之际，最早入市的一批限竞房在区域成熟度、品质和客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第一批入市的限竞房项目入市量大，购买客群非常谨慎，观望情绪比较浓。早期客户对‘限竞房’三个字有一定的标签认知，认为与纯粹商品房不同，是特殊商品。”去年入市较早的五里坨区域万科翡翠山晓项目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现在整体市场供量几乎都是限竞房，购买客群已经忽略‘限竞房’三个字，开始逐步接受了，再加上4月份以来进入了市场销售的传统旺季，整体看销售有转好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石景山五里坨区域是北京限竞房和改善型住宅供应相对集中的代表区域。《证券日报》记者曾在现场探访获悉，该区域的代表楼盘是2018年同时入市的三个项目，分别为万科翡翠山晓、远洋五里春秋及绿城西府海棠，共同特点是浅山低密度洋房（一般都在8层以下）、叠拼社区，洋房户型面积多为90平方米以及130平方米左右，其中，万科翡翠山晓拥有300平方米—400平方米之间的叠拼产品。 据公开资料显示，上述三个项目销售均价上限均为5.2万元/平方米，最高售价不超过5.5万元/平方米，入市之初有不同程度的优惠。“这三个项目整体30%为改善型产品，70%为刚需产品。目前洋房产品套均总价约430万元，首付约150万元即可买入，是对价格敏感的刚需购房者性价比较优的选择。”上述万科翡翠山晓项目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五里坨区域是目前石景山当地政府的重点区域，商业、教育、交通、医疗各种配套都在跟上来，随着五里坨区域逐渐得到认可，项目已经吸引了一批海淀客群。 “基本上项目卖出3套刚需产品同时也会卖掉一套改善型产品，不少客户是针对项目中的叠拼产品而来。”上述万科翡翠山晓项目负责人向本报记者入市表示，项目40%以上是改善型客群。 “我们项目刚入市时主要购买客群是石景山区域的地缘性客户，今年有所变化，地缘性客户比重开始减少，来自于海淀区域客群增加，多是工作时间不久或刚刚获得购房资格的购房者，洋房客群年龄集中在30岁－38岁之间，叠拼产品则多是40岁－45岁。”万科翡翠山晓项目负责人进一步称，总体来看，北京西部板块住宅供应较为集中的是门头沟区域，总价区间在800万元—1000万元之间，多为改善客群；其次石景山核心区，总价600万元—800万元之间，均价较高约为5.8万元/平方米；另外一个就是五里坨区域，总价在400万元—500万元之间，均价为5万元/平方米左右，是京西板块刚需购买者的首选地之一。实际上，五里坨区域刚需客群占比约为60%，改善型客群占比为40%左右，已经成为海淀、西城购房需求外溢的主要承接地。 整体去化率约40% 限竞房入市一年之际，另外一个变化则是500万元总价购房逻辑发生变化。 据《证券日报》记者长期观察来看，去年以来，由于限竞房可能面临5年才能出售的周转周期，有些客群选择了同样总价区间的二手房。但今年以来，由于市场竞争压力增大，开发商纷纷在品质和社区环境上做加法，加上市场预期投资属性被挤压，购房者开始倾向于购买居住环境较好的新房或者限竞房项目。 “从今年上半年市场来看，二手房成交量比重正逐渐下降，新房成交量比重明显上升，尤其是西部居住环境较好、配套前景和区域价值前景性价比优势明显的住宅项目，更受到市场青睐。”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整体来看，新房市场有向好倾向。 “今年入市的限竞房品质普遍都在升级，比如万科翡翠山晓户型设计等方面接下来也会升级，项目还配备了性价比较高的改善型叠拼产品。”该项目上述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未来不排除在教育和交通方面也有新的规划落地。实际上，为了从激烈的竞争市场中突围，升级产品线配置已经成为开发商的普遍打法，包括户型设计和科技居住系统等。 “政策性住房一入市就卖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房价不会大起大落’成为新的市场预期。”宋延庆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这种市场预期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购房需求不会再期望通过买房获得投资收益率，居住舒适度即成为重要买房标准之一。不过，宋延庆也强调，限竞房供应过于集中，尽管有向好趋向，但市场去化速度仍旧较慢。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限竞房集中入市几个月后，市场整体去化率当时仅有18%。今年以来，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7日，北京限竟房网签数合计9438套，网签均价为49075元／平方米，按照网签套数计算，北京限竟房总体去化率约30%。业内预计，由于网签数据相对滞后，但整体看，实际销售比例为40%左右。 田中精机高管“直怼”年报后续： 收入确认时间成焦点 争议资产遭转卖收场 随着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年报及一季报的披露完成，诸多“问题年报”也陆续浮出水面。在新近披露的2018年报中，多家上市公司高管在年报中“自曝家丑”，“直怼”公司年报有问题。 高管“直怼”年报虚假记载 在田中精机4月27日发布的年报中，董事龚伦勇将公司带到了“风口浪尖”，他公开表示年报“已是虚假记载”。此外，对于同日发布的一季报，龚伦勇也投出了“反对票”，表示无法保证年报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是“远洋2018年业绩调整到2019年第一季度”。 也因此，对于田中精机的2018年财务报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给出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龚伦勇的“自曝家丑”迅速引起了交易所和证监局的关注。4月29日、30日，证监局、深交所先后下发了监管问询函，证监局同时对田中精机主要高管进行约谈。 针对2018年年报披露中频频出现“自曝家丑”的情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财务与会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洪灵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董监高‘自曝家丑’通常意味着主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系统已经失灵，也通常意味着该公司已发生严重的财务报表舞弊，尤其是近期的康美药业和康得新等这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大股东的行为（主要是财务报表舞弊和掏空上市公司）已经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韩洪灵教授进一步表示，“随着近年来监管和法律责任的加强，部分董监高为能减轻自身后续所面临的监管处罚和法律惩戒而选择‘自曝家丑’，其关键原因是非控股股东的董监高在财务报表舞弊中所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控股股东。此外，我们观察到，独立董事‘自曝家丑’的概率最高，这说明近年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应对争议转卖相关资产 田中精机与远洋翔瑞、龚伦勇的缘分起于2016年。2016年9月，田中精机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龚伦勇等在内的远洋翔瑞股东所持的远洋翔瑞55%的股权。 根据收购方案，截至评估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远洋翔瑞合并口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9239.38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70841.70万元，增值率为1025.55%。经交易各方协商，远洋翔瑞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3.905亿元。同时，业绩补偿义务人也作出承诺，远洋翔瑞2016至2018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5000万元、6500万元及8500万元。 而从远洋翔瑞近年业绩上看，承诺期内，远洋翔瑞分别实现净利润5575.94万元、6225.90万元，2018年，这一数值仅有882.84万元。这也是龚伦勇对于田中精机2018年年报的异议所在：他认为田中精机的年报没有真实反映远洋翔瑞的业绩。 为了“优化上市公司的资产结构，解决公司内部争议”，田中精机想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解决方法。5月16日，公司公告称，拟将远洋翔瑞55%的股权出售，接手方即为远洋翔瑞原控股股东、表示年报“已是虚假记载”的田中精机董事龚伦勇、及其配偶彭君或指定第三方。 《证券日报》记者就出售远洋翔瑞股权的相关细节、远洋翔瑞的持续经营能力等问题致电了田中精机董秘。等记者说明来意，对方以“不方便，可以看公告”作答，记者正欲追问，公司董秘直接挂断了电话。 收入确认时间成焦点 从监管机构下发的问询函可以看出，龚伦勇提出反对的主要与田中精机控股子公司远洋翔瑞的业绩承诺及2018年营收收入确认有关。 田中精机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实现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59.30%；实现归母净利润亏损8878.58万元，同比下滑-518.33%。在2018年巨亏之后，田中精机2019年一季度业绩暴涨，分别实现营收和归母净利润2.73亿元和3593.75万元，分别比上期增加127.18%和869.27%.根据相关业绩承诺，综合远洋翔瑞2018年未实现承诺业绩的补偿金额及远洋翔瑞的期末减值额，龚伦勇及彭君应合计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2.13亿元。2018年巨亏、2019一季度暴涨的业绩成为了龚伦勇质疑公司财报虚假记载的关键。龚伦勇认为，2018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本应该在2018年确认的业绩，最终在2019年一季度确认了。 根据田中精机年报审计机构的审计意见，远洋翔瑞作为设备生产销售商，其向客户销售产品还需一并进行安装调试，直至设备正常运行，销售合同才算是完成了。而审计结果显示，多数设备运到了客户，但设备未完成安装调试，合同并未履行完毕，尚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因此公司无法确认收入。 对于在远洋翔瑞收入确认时点上存在的争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某不愿具名的注册会计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审计过程中，审计机构注意到企业在2018年年底突击大量发货的情形，由于公司在2018年还存在业绩承诺，更是增加了存在虚增收入的可能性，因此也成为审计机构检查的重点对象，通过发函与实地走访，发现大量设备并未安装调试完毕，与收入相关的风险报酬尚未转移，因此并不能确认收入，审计机构冲回营业收入体现了会计谨慎性的原则。” 上述会计师进一步说明道，股东对于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异议主要体现在东莞博润、贵州亮成两笔收入上，二者均进行了二次发函。同时审计人员也对现场进行了走访，对于东莞博润，由于在期后发生了纠纷，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应对报表进行调整，不确认收入；对于贵州亮成，由于前后回函不一致，实地采访发现设备并未安装调试完毕，相关的项目风险并未转移，故也不能确认收入。 大规模减税致地方财力缺口 中央财政弥补逾7.5万亿元 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日在《求是》上发文表示，今年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给财政收支平衡带来巨大压力。为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中央财政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超过7.5万亿元，力度是近几年最大的。 刘昆表示，同时，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和各方面支出需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超过23万亿元，增长6.5%；赤字2.76万亿元，赤字率由2.6%提高到2.8%。此外，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 “今年实施近2万亿元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实施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加大政府稳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中国财政预算绩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短期来看，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进而影响财政支出，尤其是刚性支出的部分。不过，减税降费可以有效激发企业活力，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与负担，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技术改进和扩大再生产中去，从而提升经营效益的同时，为政府贡献更多的税收。所以从长期来看，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非但不会给财政收支带来太大压力，反而还可能促进财政的增收。 那么，可以采取哪些政策来应对大规模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减收效应呢？对此，张依群给出了五个“药方”：一是要进一步加快地方政府债券特别是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提升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二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压缩一般性开支力度，除继续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外，缩减部分部门经费预算指标；三是加大整合财政专项资金力度，打通专项资金使用渠道，拓宽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加快财政资金流动，增强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基层财政使用资金的灵活度；四是全面深度开展财政政策和收支绩效评估，提高财政收支效率和效益，让有效的资金发挥更大效益；五是增强财政运营能力。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让缩减的政府开支变成激发市场的能量和动力。 “目前推进实施的大规模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的收支造成较大压力，特别是财政收入比较困难的中西部县市，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稳住地方财政赤字扩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除了政府加大对部分财政收支缺口比较大的县市的转移支付力度，还要出台财政健全化措施，整顿财政支出纪律，压缩地方财政公共支出。对地方来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除了开源还要节流。开源同时需要配合税制改革，培育出地方的主体税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