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西方媒体称为“经济沙皇”的朱镕基自2002年退休后，已经很少在公众视野中露面。但最近，他的名字又在媒体上出现。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与朱镕基当年主管经济时有些相似，现任总理李克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有些类似。 朱镕基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他采取的严厉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成功地使高烧的中国经济软着陆，那么，李克强当下的“休克疗法”会取得朱镕基当年的成果吗？能否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 朱镕基1992年在十四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时，被看作“中共为数不多的真正懂经济的领导人”，因此，他虽然只是副总理，却实际是中国经济的“总管”，从1992年到1998年正式成为总理，再到2002年退休，大概在这10年时间里，朱镕基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当家人”和改革领导者，而后来人们所指称的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主要指的是1993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也就是他做副总理的时期。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流行“速度论”。理论界充斥着“中国经济像一辆自行车，只能速度快才能不倒”“无所谓过热，能够达到的速度就不算热”“物价涨多少，工资就涨多少”等言论。个中根源，可能在于我们穷的时间实在太久，恨不得一夜间就赶上发达国家，过上好日子。因此，即使在计划时期，经济工作中的冒进思维也一直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得到进一步放大。在1989年因为“价格改革”闯关失败从而不得不进行三年治理整顿后。当1992年邓小平祭出市场经济的旗帜，提出大胆地闯、大胆地干时，中国人的创业热情空前高涨。而到了1993年，市场热情只能用“无以复加”来形容，那时流行一个词“全民经商”，下海成为一件极其光荣的“时尚”。媒体对此有很多描述，就不再追述。 “速度论”下，1992年中国经济出现一次新的“大跃进”，并在1993年达到顶峰，出现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过热。统计显示，1992年至1993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3%，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4个百分点，货币同比增发34%；两年里投资分别上升70%和40%，生产资料价格每年上升50%；人民币调剂汇率一路贬值到1:11，而且向1:15滑落。经济大跃进终于导致了通货膨胀这个恶果。1993年通货率是14.7%，1994年上窜了6个多点，达到24.1%，一举刷新了1988年18.8%的纪录。社会再现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 面对日益严峻的通胀形势，以朱镕基为主导的决策层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治理措施。1993年6月，中央出台了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等，称为“十六条”。 到1994年3月，中央又制定了“二十字方针”，以“保持稳定”为中心，代替“双加快”（加快改革，加快发展）的方针。这些政策的特点就是财政、货币“双紧缩”。其中，最能体现朱氏色彩的，是他对金融的治理。1993年的金融行业，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名目繁多的理财产品的创新，但放贷乱象也达到了顶点，朱镕基强力收缩银根，迫使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回收贷款，并在该年7月，自任央行行长，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 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在采取“双紧缩”政策的同时，也首次运用经济手段，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如开始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性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十六条”里有十三条是经济手段，只有三条是行政手段。朱镕基一方面控制通货膨胀，一方面注意“软着陆”，保持经济速度逐步下降，不低于8%。在经济、行政、计划、市场各种手段的多管齐下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通胀，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经过宏观调控后，1995年通胀率降到17.1%，1996年再降到8.3%，1997年更是剧降到2.8%。与此同时，1996年和1997年实现经济增长9.7%。和8.8%，中国经济顺利“软着陆”。 现在来看，十六号文件是一剂猛药，使高烧的经济得以退烧，但让经济平安落地，则靠的是1994年后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和制度建设。 朱镕基的改革举措包括财税、金融、投资、企业、住房、物价等方面。其中，最难办的是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是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3种，改变过去地方得大头，中央得小头的局面，把财力集中在中央。地方当然不同意，所以，根据朱镕基的说法，那段时间他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谈，“肉都掉了五斤”。 当年的另一重头戏是汇率并轨，结束双轨制，减少经济运行的中间成本。此外，对银行体系也进行了重构，把人民银行办成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成立独立的政策银行承担政策性贷款，以便让银行摆脱地方政府干预，过去的银行体制由于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控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和通胀风险。这些改革使得本次宏观调控与过去行政收权式的治理整顿有着本质区别，没有重蹈过去“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覆辙，奠定了日后软着陆的成功，也使得中国经济渡过了随即而来的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 总结朱氏调控的思路和经验，对于治理今天的经济是有参考价值的。《朱镕基传——朱镕基与现代中国的转型》作者龙志安把朱氏经济管理思路归结为“受管理的市场化”。用他的话说，“朱镕基的背景扎根于国家计划。他同时使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工具和市场经济的古典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对其中的理论冲突没有不安，使用这些显然是对立的经济杠杆机制，指导——有时是强迫——中国的转型经济走上市场道路。” 而时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名誉所长的刘国光和现所长刘树成1996年12月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把3年多来的软着陆经验归纳为4点：第一，及时削峰，而不是等到经济扩张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被迫调整；第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从紧而不是全面紧缩，在结构上则做到有松有紧，对低水平无效益的企业紧，对泡沫经济紧，对高水平高效益企业松，对国家重点项目松；第三，适时微调，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微调和预调；第四，自始至终抓住软着陆的主线，把以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并且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任务。同为经济所研究人员的杨帆则在《科技日报》撰文，将朱镕基的经济思路和经济政策解读为：第一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控制通货膨胀；第二是在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打击泡沫经济；第三是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加强中央经济权力；第四是在经济成分多元化的基础上维护和改革国有经济。 虽然这些当时或事后的总结侧重点不同，但朱氏调控成功，经济得以软着陆的一个基本前提，显然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不能出现失误，尤其是大的失误，否则，出台的调控措施就会南辕北辙。 正如二刘的文章谈到的，在199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中，是以治理通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加快增长扩大就业为先，一度是争论的焦点，学者们对此形成了不同看法，一派主张应继续从紧，一派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要放松银根。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朱镕基的看法非常清楚，自始至终将治理通胀作为主抓软着陆的主线。 今天的经济形势跟朱镕基时代既有相当共通之处，但差异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不同为，今天不是防经济过热，而是如何消化过剩产能，预防经济趋冷。此外，今天经济结构的扭曲比那时更严重，加之经济规模庞大，政府腐败进一步加剧，从而对经济的治理难度无疑比1993年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的任务，就是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并对症下药，推行全面改革，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