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破除了体制机制障碍，通过立法，为纪检监察机关追逃追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一个责任明确、各部门联动、上下一体的工作机制建立起来。追逃追赃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许多难以推进的追逃案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姚锦旗案便是其一。 3个月后，姚锦旗的虚假身份和藏匿地点等关键信息被锁定。 中央追逃办马上协调公安部，提请国际刑警组织对姚锦旗发布了红色通缉令。 与此同时，我国也派出工作人员赴保加利亚，与有关部门沟通追逃工作。姚锦旗已经被保方缉捕，那么该用哪种法律手段把他带回来呢？这是办案机关面临的一个选择。 对姚锦旗来说，遣返和引渡两种方式都可以适用，但两者有所不同。遣返一般是指被遣返人违反了移民法、非法入境，有可能对现在的居留国造成一定危害，因此居留国将他遣返出境。 而引渡则是外逃人员触犯了本国法律后外逃，因此这个国家向现在的居留国提出请求，居留国帮助引渡外逃人员回国，这是对对方国家刑事追诉活动的一种明确的支持和帮助。而对被引渡人来说，这意味着回国后一定会接受审判或被执行刑罚，因此一般国家对接受引渡请求都非常谨慎。 要善于运用合适的法律手段追逃追赃，这是新时期反腐败工作对追逃追赃队伍提出的更高要求。办案机关反复研究相关法律，综合研判，力求既要顺利完成追逃，又要达到最佳的反腐效果。 根据中保引渡条约的规定，中方必须在30天临时羁押期内，向保加利亚递交正式的引渡请求书。其中的证据材料必须足够充分，能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由于这是我国第一次从欧盟成员国引渡职务犯罪嫌疑人，这项工作是有难度的。 中央追逃办和浙江省、绍兴市监委组成专班，严格按照中保引渡条约和保加利亚法律规定，逐一梳理符合引渡要求的证据。浙江当地办案人员在后方联动，根据前方要求，及时在当地核实、补充证据。 办案机关还充分考虑到两国制度的不同，主动回应对方关切，推动双方达成更多共识。 经过努力，工作组提交的引渡请求书，赢得了保加利亚方面的充分认可。 一方面要让对方认可引渡请求；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如何能提高引渡效率、简化流程，一旦保加利亚同意引渡，就能尽快把姚锦旗引渡回国，避免耗费过多时间和司法成本。办案机关依旧在法律框架下寻找解决方案，并决定推动采用“简易引渡”的方式。而保加利亚能否接受简易引渡，一个重要因素是被引渡对象的意愿。 最终姚锦旗自愿接受被引渡回国，这也成为保加利亚同意接受我国引渡请求的一个重要依据。 法庭为姚锦旗指定的律师建议他以政治避难的方式来回避引渡或者拖延时间，姚锦旗明确对律师讲：“我的事情最终还要回国解决，再拖也没有意义。”当庭在有关法律文书上签字确认。 2018年11月26日，保加利亚索非亚地方法院作出裁决，同意引渡姚锦旗，并启动了引渡简易程序，最大程度简化了流程。 2018年11月30日，姚锦旗被引渡回国，从他触网到被引渡回国，只用了短短44天，就走完了通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引渡法律程序。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有逃必追、一追到底，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目前，国际追逃追赃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许多新的风险和挑战。纪检监察机关也在适应新要求，提高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能力和水平，并通过培训学习等形式，让全国各地纪检监察工作人员深入了解重点国家法律制度，提高打法律战的能力和水平。以国际视野和眼光、以法律为武器，提升国际追逃追赃的水平，追逃的天网将越织越密。 |
